古典韵致与人间诗意——品读刘永健的水彩画
真正识得刘永健君，是在我2001年留校任教以后。关于艺术范畴的诸多讨论，我们从来都是在非正式的状态下展开的。非正式的氛围里往往有酒、有烟，或有清茶与音乐。这种“愉悦”的氛围是他所喜欢的，他甚至把绘画也当成“愉悦”性情的重要方式。在画室里，他常将新作或旧作通通翻出来与我看。碰到写生风景画时，他就绘声绘色地为我讲述写生地点的奇闻趣事，以及打动他的故事，激动处手舞足蹈。其实，在永健的审美追求中，古典的情愫一直驻留心间;而同时，他又能脱离传统范式的约束，在绘画中融入源于人间烟火的诗意。如果说人能够“诗意地栖居”的话，那么，他的水彩艺术中透射出的诗意，就浸透了他纯净的心灵感悟，和生活中优雅的风韵。
永健的水彩画实现了古典与现实的和谐融合，他采用的策略是诗意的营构。古典的范式往往拘囿于中国传统文化，而水彩画又有自己的文化内涵。所以在水彩的古典维度中，一方面是以英国水彩为主的绘画语言，其中包括表现技法，如巴尔蒂斯所倡导绘画“技艺”的重新回归那样，水彩画“技艺”本身就是文化的重要载体，并由于现代艺术中对“观念”愈来愈偏重，“技艺”更显弥足珍贵;另一方面，作为中国水彩画家，他又无法割断中国文化传统的血脉联系。因此，在对古典精神的体悟过程中，上述两个方面是最基本的文化资源。或者说，水彩画自身的艺术精神与中国古典文化所产生的双重诱惑，在他的审美思维中发生了激烈的碰撞，碰撞出的裂痕与妙处，都呈现于绘画图式之中。我们在他20世纪90年代起创作的《旧梦系列》里，就能察觉到民族文化的影响力。
1997年绘制的《旧梦·清明》，画面的主体是位于最左端的两位手持乐器的古装女子。怀抱琵琶者神情素雅，端坐于明式高背椅上，眼神幽怨地投向远方。侧身站立者斜把长笛，发髻松散，头转向观众，眼眸流离，风情无边。右置檀木圆桌，桌上当中有青瓷花瓶，精致地绘有竹石花鸟。瓶中胡乱地插着广玉兰枝，叶子散乱枯黄。围绕着花瓶洒满了熟透的黄色枇杷，和深褐色的紫砂茶壶以及茶杯等物什。最右端露出的高背椅一角，与左端遥相呼应。背景是中国民间传统的木雕窗花。这幅作品体现了作者的基本审美取向：其一，娴熟的水彩画技巧和塑造能力，逆光效果的营造与控制，显示了画家训练有素的绘画功底和深厚的艺术修养。其二，人物服装与道具几乎都是中国文化的直接标识，表明画家的文化取向是立足于中国本土的。其三，画家对人物形象进行了平面化处理，对色彩进行了极简化处理，并打破了具像绘画的物理空间秩序，使家具、窗花等与人物重叠隐透，这样就使人物和环境都被诗化了，而正是诗化的空间才能突破现实的局限。
2000年创作的《旧梦·清音》依然延续了这样的创作思路，较之前者而言，后者的语言更为纯正，中国元素也被表达得淋漓尽致：在日暮闲庭一角，老旧的圆木桌后慵懒地靠墙坐着捧书翻阅的古装女子，她头扭向右侧，似被飞鸟吸引。鸟振翅扑腾，几与女子顾盼交流;女子略显寂寞无聊，惊奇地注视飞鸟，眼神中流露出对外来信息的极度敏感和渴望。木桌上散落着青瓷茶具、插有芭蕉的白瓷花瓶、蔬果和线装书籍。背景的木雕窗花在斜阳中光影阑珊，氛围古朴又清新。这幅画体现出两个变化：首先，水彩画语言的艺术价值被格外重视，在形体塑造上也变得更具像。其次，引入了中国传统人物画的优雅形式，让轻盈缥缈的水彩画增加了几分含蓄与神秘。
关于艺术技巧，黑格尔曾说：“艺术家必须有这种熟练技巧，才可以驾驭外在的材料，不至因为它们不听命而受到妨碍。”永健长期任教于美术院校，在水彩画技法的研究上是下了苦功夫的。从文艺复兴时丢勒绘制的最早的水彩画开始，至19世纪英国水彩画大师的作品到现代，他无不用心揣摩研习。同时，他又向其它画种吸取营养，比如陈丹青在《西藏组画》里的平涂手法，艾轩的平面化油画风格等。2002年创作《透过岁月的目光》时，画家的水彩语言相对成熟起来。画面显得异常沉静，古装女子端坐于古香古色的中式梳妆台前，赤脚微绞，双手交叉处轻握住晶莹剔透的骨梳，似刚刚香浴完毕。其后立者面容清秀，目光低垂，左手勾着一串色彩斑斓的玛瑙宝石饰品。光从上方的某个角度柔柔射来，恰好映亮佳人容颜。椭圆镜子隐入背景，映照出对面的木窗和窗外的阳光，打破了室内的沉闷。画家对水分的掌握、对色彩的极简化处理，以及对平涂技法的发展，都日臻完美。此幅画可以说是此前绘画风格的延续，同时又开启了新的绘画风格。
石涛讲“一画之法”时就强调“变”的重要性;黄铁山认为一个画家必须要“有自省的精神，不断地突破自我，不然就会作茧自缚，困死在已有的成绩上”。所幸的是，永健没有停止在审美追求上的反省与改变。十余年来，他在全国各种展览和赛事上屡屡获奖，但他从未试图保留某种既成的风格，反而千方百计打破固定的图式来寻找新的灵感。2003年，根据多年深入藏区写生的经验，他创作了小幅水彩《鲜舞——走进阿里普兰》。阿里普兰位于冈底斯山和西喜马拉雅山之间，是著名的佛教“朝圣”区，具有神奇奔放的宗教意蕴。他便放弃了以往的素雅格调，转而采用眩目的黄色作为背景。前景正中间立有普兰女子，其身后的高处有四名女子垂目而立，有如神秘森林。画家用饱和度很高的色彩来刻画她们的服饰，造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力。阿里普兰最独特的是妇女的“孔雀”服饰，其与孔雀河联系，是美丽和吉祥的象征。妇女戴的帽子叫“町玛”，象征孔雀的头冠;背部系“改巴”，用毛色纯白光滑的山羊皮制作。由于她们的服饰是如此繁复精致，所以在刻画中，画家运用了中国绘画中虚实相生、计白当黑的艺术观念，省去了大量的细琐之处，以虚代实，以少代多。其服饰绚丽繁杂，人物面部却几乎用单色平涂，沉着凝重。五名普兰女子重复排列，造成了纪念碑般的视觉效果。紧接着，他又在此稿的基础上创作了大幅水彩画《吉祥》。这两幅画作展出后，获得了前辈的肯定与全国同行的好评。继而在2004年夏天，他又创作了表现苗女风情的《趟过清水河》。该画描绘的是五个趁着银色月光趟过清水河的苗女，她们身著民族服装，缀满了令人眼花缭乱的银饰，神情各异，动态细腻逼真。在这幅画里，他把重点放在对苗女银饰不厌其烦地刻画上，将水彩语言特性张扬到了极致，作品呈现出苗族姑娘特有的纤巧细腻的美妙：银色的月光映照着银色的服饰，苗女们光着脚丫踩在光滑的鹅卵石上，浸在绿得碧透的河水里，河岸的远处雾气氲氤，苗女们依靠一盏小马灯行路，佩饰丁丁当当地碰撞着，画面充满了袅袅生气和温馨诗意。
永健的艺术世界里充满了浪漫的诗情。他重视水彩画语言的艺术价值，同时又从未离开中国的文化土壤，他用诗意的艺术逻辑将此二者融为一体。加上他对现实生活的高度敏感和长期的写生，又保证了诗意的人间依据。“文学性”在他的绘画里便不再仅仅是小景致与小情调的表述，而和谐完美地容纳了生活体悟、哲学情思和文化思考。观其近作，无论人物、静物或者风景，均如品香茗，色碧味醇。人的心灵便徜徉在那充满古典韵致的诗意王国里，久而忘情，不能挪动半寸。（蒋文博）